有时候斐潜看着历史的记载，不免都会有些感慨，明明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但是后车依旧还是不管不顾的撞上去，或许是因为惯性太大了，还是什么历史的局限性？
就像是历史一次次的证明，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王朝的弊端，但是也一次次的轮回到崩溃分裂的局面上，明明知道自耕农在很多时候都是极其脆弱的，稍有不慎便会失去其土地，而很多时候依旧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再次成为大地主阶级的佃户或是奴隶。
由于汉初地主阶级的不甚发达，在文景时号称『无兼并之害』，所以汉初的政治结构很扁平简单，高高在上的皇权是其灵魂，一切帝国事件均以之为中心，官僚系统是上层与下层联结的纽带，无数的小自耕农为国家提供的劳役和租税。
而这样的结构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不管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危害到整个体系的稳定。
首先便是要人口与土地的紧密结合。没有人口与土地的紧密结合，国家便没有了衣食之源，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就会迅速丧失……
其次又要求官吏必须具备一定的忠诚，不能阳奉阴违，更不能贪腐堕落，否则原本归于国家的赋税便会大量流失……
最后还必须各地郡县不能有强大的地方力量，否则就会像是当下一样，皇权根本就等于是零，天子刘协的什么诏令，还不如斐潜曹操之流放个屁来得更响亮……
而这三个方面，是原本大汉律法无发解决的。
受限于历史的眼光，很多大汉的律法，甚至之后的一些封建王朝的律法，都让斐潜感觉像是有些手疼锯手，脚疼剁脚，脑袋疼……
嗯，包扎起来别让其他人看到……
汉初的经济水准，能和发展之后的相提并论么？随着大汉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大幅增加，不管是民众还是官吏，对于生活品质都有更高的需求，适当的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调整变革，才是王道。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应该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但是很遗憾，汉景帝虽然在『七国之乱』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超高的政治手段，但是在治理民生政务上还是略有欠缺。
重农轻商的理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之中较为广泛应用的经济思想，便是在汉景帝时期，逐渐成熟，并且带着先天的残疾成长起来。因为这个理论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技术生产，虽然可以在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可以暂时性的增加一些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所以基本上被后世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华夏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关键是打压了『商』，便连带着祸殃池鱼，将『工』也一并扫落，只剩下『农』一息尚存，自然就不是『士』的对手，然后『士』就可以想玩什么花样就玩什么花样，想摆什么姿势就摆什么姿势了。
这到底是算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斐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为了避免这种恶劣的情形一再出现，宛城就是一个位于山东士族前沿的试点窗口。
从这一次的荆州之战当中看出，不管是荆州的士族集团，还是豫州那一边的士族体系，对于斐潜的接纳程度都不是非常高，这些人更多的还是习惯在原本的圈子里面转悠，不愿意走出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