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传，增加律法的官吏数量，这样才有更广泛的公正。
司马徽则是表示过多的官吏会增加民众的负担，要减少律法的宣传，因为律法是最低的底线，整天宣传底线有什么可光荣的？所以需要的是增加道德方面的引导，这样才能提升民众的水准。
郑玄说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一个好的律法可以引导人更加趋于善良而惧怕为恶；但是司马徽却觉得既然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就应该直接解决矛盾的根源，而去加强律法只是治标不治本，会越发的引导民众去看律法有没有漏洞可钻……
于是两个人就产生剧烈的争吵。
郑玄是有些偏向于愚忠派。
在郑玄的观念当中，臣子必须向君主尽忠，无论君主的好坏。
而司马徽则是相对派。
司马徽的观念其实有些像后世之人，老板给多少薪水，决定了忠诚度是多少。
其实儒家对于君臣的观念，尤其在春秋战国之时，并没有所谓绝对效忠与服从，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得相互尊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君主虽然尊贵，却必须接受约束。如果君主的行事违背约束，臣也可以解除君臣关系，违背自己的君王。
而随后的孟子荀子这些人更加极端，尤其是孟子，直接就说出了君王不把你当人看，你就拿他当仇人来看这样的话，荀子也是说出君臣各自有不同的职责，无论是谁，都是非常重要的，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样论点。
所以春秋战国的儒生，可真不是逆来顺受的，若是君主违背承诺，或是做出了什么恶事，儒生轻者骂，重者拔刀相向的都有。
至于完全服从于君主，那是法家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说董仲舒是个文贼，大体就是因为此事，因为他不仅是偷东西，将法家阴阳家的据为己有，而且还将原本儒生的硬骨头给丢了，剩下一身的贼气。
汉代是血性的儒生最后的荣光，唐代之后基本上文武就分开了，便是剩下一些拿着扇子，在酒楼里抱着歌姬唱歌的所谓『风流才子』，到了怂宋之时，更是出现了一些毫无节操，谁的拳头大，他们就给谁跪下，甚至还拉扯着旁人一起跪的『识大体顺大势』的儒生。
因此大体上来说，郑玄是属于汉代受到董仲舒影响之后的君臣观念，而司马徽还保持着汉初，或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忠诚定义。
就是在郑玄和司马徽争论君臣忠诚相关问题的时候，斐潜来了。
第一天两个人在争辩的时候，不管是司马家的人还是郑玄的弟子，都没有太在意，毕竟学术争辩是常有的事情，在青龙寺之处，那一天没有争论，脸红脖子粗的无法用语言说服便是采用物理说服的都有。
但是随着两个人争辩的深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便是惊动了斐潜。
斐潜到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郑玄和司马徽似乎都看见了斐潜，又像是都没有看见。两个老人引经据典，驳斥着对方的论点，阐述着自身的观念……
『二公所言所论，可有记下？可有疏漏？』斐潜对着国渊问道，『饮水呢？食物可有备齐？医师准备了没有？』
国渊头上有细微的冒汗，『今日之论大部分都已经记下，但昨日之论未有记录……食物饮水，庄中皆有，但是医师……』
国渊颇为恐惧。
但他不是害怕面对斐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