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黑巴儿只吉囊，即明代汉籍于谦《少保于公奏议》中的阿八丁王或哈巴［丁］（原文脱漏此“丁”字，这里系笔者所加）王。(26)阿八丁王杀脱脱不花人马并投靠瓦剌头目也先，与蒙古文史书有关阿黑巴儿只吉囊的记载颇为相合。
阿黑巴儿只或阿黑巴儿斤（17世纪蒙古文史书，如佚名《黄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作aγbari或aγbari，佚名《黄金史纲》作aγbarin，罗桑丹津《黄金史》作abkerin或aγbarin这里的abkerin，很显然就是aγbarin的倒误），此名系***教徒常用男性经名，即阿拉伯文名akbar-din。akbar，阿拉伯语，一般音译作“阿克巴尔”或“艾克拜热”，义为“最伟大”。din，即可拉丁文转写或注音为din，阿拉伯语，一般音译作“丁”或“迪尼”，多为教名尾音，义为“宗教”或“宗教的”。也就是说akbar-din，这个阿拉伯语名字，意为“最伟大的宗教”。
din和in在发音上有语音交替现象，那么，akbar-din就等于aγbarin。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古蒙古语中d、两个辅音的读音有语音交替现象，因此可以相互通用。例如：《元朝秘史》第40节说，札木合出自札答阑氏，其始祖札只剌歹airatai，又写作札答剌歹adaratai。据《元朝秘史》第257节，蒙古史上著名的撒儿讨温远征即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出现的回回王札剌勒丁·莎勒坛soltan或alaldinsultan（又音译札阑丁算端，阿拉伯文jalalad-dinsultan，花剌子模国王阿剌丁·马合谋的长子）的名字，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写作alildunsultanqaγan，(27)
旧译即清译本音译作扎里雅特苏勒德汗或扎里雅特之苏勒德汗，新译即乌兰译文作札阑丁·算滩国王，(28)而罗桑丹津《黄金史》则写作ilainsultanqaγan或作ilainisultanqaγan。(29)
在古蒙古语中此宾格助词-i就等于蒙古语属格助词-u，这里表示领属关系。蒙古文的和两个字母的词中形因字形相近而在古抄本中时常相混，可以表示、之音，同时也可以表示、之音。例如：著名的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之孛儿只斤氏可作borigin，又写作borigin。阿黑巴儿只吉囊的名字，在17世纪蒙古文史籍中作aγbari，又作aγbarigin、aγbar或abkerin。而aγbarin，又可写作aγbarin。那么，ilainsultanqaγan就等于ilainsultanqaγan。
显然，蒙古人把札剌勒丁·莎勒坛的名字alaldin又可读作ilain。不过这里罗桑丹津将a误作i，并且在原来人名alaldin一词中又脱漏了一个i音。基于以上辨异勘同及对音，似可得出将akbar-din和aγbarin二者可以视为同一个人名这一结论。至于蒙古文史书作阿黑巴儿只aγbar或阿黑巴儿斤aγbarin前者显然脱漏了蒙古语词尾n。而明代汉籍中的阿八丁王或哈巴〔丁〕王qaγbar-din（汉籍有时脱漏“丁”字，作“哈巴王”，此字为笔者所加），也与蒙古文史书的aγbari或aγbarin完全可以勘同并能够对音，可视为同一个人名。
综上所述，阿黑巴儿只吉囊的阿拉伯文名字aγbari，意为“最伟大的宗教”，这里无疑是指***教。从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来看，它意味着除了对***教的高度赞颂和敬仰之外，还包含着其信徒对所皈依的宗教的虔诚和向往。这就是说，这位蒙古太松可汗脱脱不花之弟，在东蒙古与瓦剌之间的斗争中，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很可能信奉***教。由此可见，***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这可能与当时的东西蒙古都深受***教影响不无关系，否则无法解释身为蒙古大汗汗室（皇室）的重要成员之一，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嫡裔，并且政治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大汗的东蒙古第二号人物inong“吉囊”，竟然起了一个***名字这一特殊现象。
以上仅仅根据现有的蒙、汉文文献史料的零散记载，初步探讨了明代蒙古人除黄教以外的宗教信仰问题。当然，这些文献史料提供的只是一些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教名性质的人名而已。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具有浓郁的宗教特色的人名进行辨异勘同和对音，尽可能精确地复原原来叙利亚语人名和阿拉伯文人名，揭示这些人名背后所隐藏的宗教信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蒙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新旧并存和复杂多样的一面。除了这里提供的这些人名耐人寻味之外，至于更多的有关这些蒙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细节，尚无从谈起，不得而知。明代东、西蒙古人中，特别是在其上层贵族首领当中，有很多***。然而他们的宗教生活、思想意识究竟是什么样子，因限于有关方面文献史料奇缺等客观条件，所知不详。实际上，这方面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确实不少。笔者觉得要做到较深入地研究和相对完整地勾勒出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的真相及全貌，尚待更多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
注释：
1［日］冈田英弘：《北元奉祀圣母玛利亚考》，《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台北1970年版。